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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经验做好三江源国家公园人兽冲突风险管理
2022-03-17 09:45:58 来源:青海日报 作者:赵晓娜 李 明 陈 婷 【 】 浏览:926次 评论:0

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是第一批成立的国家公园,在我国整个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地位重要、作用特殊,承担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自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人兽冲突问题呈愈演愈烈态势。从案件数量看,三江源国家公园所涉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曲麻莱县、杂多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四县的人兽冲突数量从2015年的不足1千起增长到2020年近2万起,总量增长了20余倍;从肇事类型看,野生动物肇事类型主要为狼侵害家畜、棕熊入室破坏及致人伤亡等。如何认识人兽冲突,如何管理人兽冲突,亟需在理论上给予重点关注和跟进研究。


一、如何界定人兽冲突


世界自然基金会将人兽冲突定义为发生在人和野生动物之间,对双方都造成消极的影响,如恐惧、受伤、死亡和财产或生计损失的事件。常见的人兽冲突有牲畜损失和作物破坏、野生动物攻击人类造成的人员伤亡、报复性杀害野生动物等。冲突带来的隐性伤害包括受伤、生理和心理健康受损、失去生计和食物保障、增加的债务或加剧贫困,以及作物产量的损失等。


从人兽冲突产生原因看,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应性下降或者栖息地被侵占,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不断扩大,人与野生动物活动空间愈加重叠,导致人兽冲突产生。特别是大型食肉动物特别容易成为冲突物种,因其饮食需求常常来到人类居住区寻找食物来源。当野生动物肇事风险未能有效缓解时,会导致与野生动物生活在同区域的社区居民的愤怒和怨恨,对野生动物的长期生存造成严重威胁。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冲突的,也是可以共存的,共存的可能取决于对人兽冲突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案的探索。


二、国内外人兽冲突风险管理研究进展


(一)国外人兽冲突风险管理研究进展。梳理国外人兽冲突研究文献显示,国外人兽冲突风险管理主要从给予补偿和引入保险、非致死控制、社区参与三个途径展开,并提出了可借鉴的管理模式。


从国外具体研究成果看,给予补偿和引入保险是比较主流的人兽冲突风险管理方式。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等机构的学者研究发现,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的补偿和保险形式虽然不能预防野生动物肇事,但通过提高补偿和保险赔付标准,并简化赔付,能够有效地提高社区对野生动物的容忍度。但波兰科学院自然保护研究所学者认为,欧洲范围内仅仅实施野生动物损害赔偿的国家,成本高于一直使用预防措施的国家,为缓解冲突并优化项目的成本效益,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应注重出台基于预防的政策并进行定期评估,从长期来看,单一的事后补偿计划往往不可持续。


国外学者研究表明,相比较给予补偿、引入保险的方式,非致死控制对减轻人兽冲突也至关重要,从生态和社会角度来看更具可持续性。非致死控制包括威慑和障碍措施的使用,如生殖抑制、电栅栏、防熊围栏、加强牲畜防护、声光等措施。成本效益分析表明,缓解人兽冲突的非致死方法是一种更便宜、更有效,更能为社会大众接受的人兽冲突风险管理举措。


近年来,国内外野生动物管理实践也表明,社区参与被认为是创建可持续保护系统的关键,有助于找到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与社区从野生动物保护中收益结合起来,社区更能接受可持续的野生动物管理方案。在具体实践中,一般要给予当地社区协助缓解人兽冲突风险的执法授权,将决策权下放给当地社区,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二)国内人兽冲突风险管理研究进展。梳理国内人兽冲突研究文献显示,国内人兽冲突风险管理主要从生境管理、野生动物管理和人的管理三个维度展开,并提出了可借鉴的管理模式。


生境管理是通过推断动物对生境的选择及偏爱,开展有目的的野生动物管理方式,建立生态廊道是目前较为成熟的生境管理措施。生态廊道作为野生动物生活、移动或迁移的重要通道,可以促进和维持孤立栖息地斑块之间生境的连接,使野生动物能通过生态廊道再次迁徙和交流。实践表明,生态廊道有助于解决当前因人类活动范围扩大造成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景观破碎化问题,有助于扩大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增加野生动物的猎物来源,缓解野生动物频繁进入人类居住区的压力,从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人兽冲突。


野生动物管理方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志刚提出,针对野生动物的生物学特征和种群数量制定有针对性的物种管理对策,是减轻野生动物危害的重要手段。包括:第一,合理控制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比如2021年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决定对致害农田的野猪进行捕猎。第二,限制大型食肉野生动物接近居民和居民财产。具体手段包括设置障碍物,如篱笆、围墙、围栏、电网等,利用声音、灯光、烟火等方式来恐吓和驱逐肇事的野生动物。第三,利用好最新技术。如云南省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森林里安装红外相机、在村口安装亚洲象监测智能预警广播设备,运用无人机监测亚洲象的活动,打造亚洲象预警系统App,构建了“天地空一体”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体系,同时聘用经验丰富的当地村民为亚洲象监测员,自预警体系建立后,没有发生过人身伤亡事件。


人的管理方面,东北林业大学的马建章、北京师范大学的邹红菲等学者主要从公众对野生动物防护知识可接受度、公众对某些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政策的支持度、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容忍度等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一致发现,加强人的管理有助于增强公众对野生动物的容忍度及对野生动物管理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这些研究成果经充分论证后可有选择地应用到三江源国家公园人兽冲突风险管理实践中,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管理及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三、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人兽冲突风险管理的启示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要继续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强化政策支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面向未来,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人兽冲突风险管理中,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严格遵守野生动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前提下,扎实做好人兽冲突风险管理工作。


(一)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野生动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重点关注的事项。《宪法》和《物权法》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是全国人民享有的共同财富。《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保护野生动物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特别是,2020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还颁布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面对人兽冲突问题本身,应进一步宣传好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配套宣传好相关保障性、补偿性政策,推进保护法规和科普知识进社区、进学校,有针对性增强基层牧民守法理念,提升自身防护知识水平,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解决好人兽冲突问题。


(二)总结并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着力完善损坏补偿和保险制度,适当提高财产的定损成功率,使补偿和保险能够最大程度覆盖牧民的损失。比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从2020年1月1日起,实现全域内野生动物造成损害补偿赔付100%。二是巩固好牧民探索的“土办法”,如牧民自身采取了多种传统防大型食肉野生动物侵害策略,包括养狗、转移定居点内食物、用传统全天牧畜代替半传统牧畜、组建巡逻队、找人照看定居点、在定居点内播放24小时太阳能收音机等做法。三是定期开展宣传教育和技能培训,向当地居民介绍野生动物肇事种类和防范措施,真正做足事前预防工作,以减少野生动物侵害事件的发生。四是着眼长远,以防代管,在野生动物种群监测基础上,进一步探明野生动物栖息地边界,绘制野生动物侵害风险地图,划分风险区域,对于不同风险等级的区域执行不同的野生动物管理政策,逐步构建野生动物监测预警体系。


(三)运用好“野生动物怕人、人怕野生动物”的自然法则。据一线田野调查,牧民反映许多野生动物不再怕人,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野生动物怕人,人怕野生动物”的自然法则,牧民缺乏制止野生动物侵害的有效手段。在北美,含有辣椒素的防熊喷雾是一种常见的有效防熊工具,当辣椒直接喷到熊的眼睛和鼻子里时,它们很快就会被击退,致使熊与人近距离接触时,它们的反应是会逃跑而不是反抗,用电棒电击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我们应该给国家公园园区原住居民尤其是高风险区的原住居民配备一定的自卫工具,如经过评估论证后配备防熊喷雾和电棒等必要防护工具,恢复野生动物对人的恐惧。


(四)鼓励当地社区参与到人兽冲突风险管理中。鉴于人和野生动物存在冲突,但也可以共存的实际,当地社区可以从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活动中获益,从而提升对冲突的容忍度。近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澜沧江源园区和长江源园区都陆续开展了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项目。面向未来,应继续鼓励当地社区参与到人兽冲突风险管理中,探索试点建设推进社区参与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管理,可以以村委会为基础进行人兽冲突的风险管理,设立社区保险基金,成立“人兽冲突风险管理小组”等。


总之,野生动物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人兽冲突风险管理中,应清醒认识到人兽冲突的风险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最大程度缓解,应以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指导我们的实践,助力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者均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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