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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故事
祁连山上寻雪豹,10年见了4次面,最近距离50米
2021-09-13 07:20:18 来源:腾讯新闻 作者: 【 】 浏览:39次 评论:0

成为一名雪豹调查者之前,阿诚已在祁连山上放牧多年。

2011年4月,北京林业大学在祁连山调查雪豹,需要一名当地向导。因为路熟、眼力好,31岁的牧民阿诚被推荐给了调查团队。

项目持续数年,他也完成了职业转型:牧民、兼职护林员、专职生态管护员、雪豹调查者。

阿诚的上级,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张掖分局,野生动物管理科科长马堆芳的职场境遇,和他恰好相反:1990年,马堆芳24岁,毕业于动物学专业,进入祁连山保护区工作。

作为少有的专业人才,他却没能和动物打交道,在防火办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2014年,国家林业局做全国野生动物常规调查,人到中年的马堆芳得以重操旧业,一展拳脚,也为之后进行雪豹调查打下了基础。

因为雪豹,两条原本背向而驰的人生轨迹,交汇在祁连山上。

寻豹记

阿诚第一次见到雪豹,是在2013年。

那是他漫长且平淡的放牧生涯里,少有的一段精彩谈资。他向我们描述,越过山梁,和那只雪豹不期而遇时,他们的距离只有50米,雪豹身上的纹路都清晰可见。短暂对峙后,雪豹跳下石岩,消失在了远处。

阿诚不害怕雪豹,在他看来,它是一种外表凶猛、胆小谨慎的动物。在当地他也没听说过雪豹攻击人的传闻。

之后几年,阿诚和雪豹打过两次照面,让他懊恼的是,因为紧张、设备不全、时间短暂,他没能将其拍摄下来。

2017年,在名为五道沟的地方巡护时,阿诚再次与雪豹不期而遇。他手持一台家用DV,一路追踪、拍摄,随雪豹来到一处裸岩的隐蔽处,并在那里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岩羊。

作为一名雪豹调查者,亲眼见到雪豹已属难得,能亲手录下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阿诚再无遗憾。

巍峨祁连山上,一个人迹罕至、色彩分明的世界。

深蓝的天幕、白色的积雪、褐色的裸岩、冻结的河谷、黄色的草甸、牧民废弃的房子……强劲的冷空气横冲直闯,呼啸在空荡荡的天地间。

随着企业、牧民迁出,动物们已完全占领了这片天地。

看似荒芜的背后,是一个野性十足、生机盎然的世界——荒草覆盖的小路上,散落的羽毛、动物粪便、骨骼和残骸,记录下这里曾发生的无数次撕咬和挣扎。

在这些痕迹中,阿诚发现了雪豹在岩壁留下的尿痕、砂石地留下刨坑,这是它标记领地的方式,“还很新鲜,可能就在昨天晚上”。

在尿痕附近,阿诚架设了一部红外触发相机(以下简称红外相机),“有动物路过时,就会触发,拍摄3张照片和一段视频”。

他猫着腰,走在雪豹可能出现的路径上,触发拍摄后,再对比照片调整拍摄角度。

一部红外相机的奇幻漂流

红外相机与粪便DNA分析,是雪豹调查最有力、有效的方法。相机采集的数据,也是研究包括雪豹在内,高原动物群落组成、变化的基础。

理论上,一部红外相机,一个工作周期(3-4个月)可采集约2000多张照片、800个视频。

实际上这些数据的获得,要比想象中困难:保护区绝大多数区域没有网络信号,需由管护人员深入野外,手动更换相机存储卡、电池。

“回到管护站后,先把相机存储卡的资料导入电脑,再进行人工筛选、标注、记录”,包括手动记录相机坐标、工作状态、动物种类等参数,阿诚说,“经过挑选,有价值的资料只占60%-70%”。

收放相机的过程持续20天至1个月,最终形成一个50G左右的文件,通过硬盘送回数百公里外的张掖。

这些珍贵数据的旅程并没有至此结束,在张掖分局野生动物管理科,它们将再次经过人工筛选、标注,最后录入系统。

这是一项耗时巨大的工作,“统计一年的数据,我们大概要花半年时间”,马堆芳说。

为提高数据的采集效率,WWF与祁连山国家公园合作,多次为基层管护员提供专业培训。培训师们偶尔向马堆芳反馈,“基层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接受度不如年轻人”。

对此,马堆芳也很为难,管护站生活艰苦、野外工作环境复杂、危险,工资也不高,年轻人谁愿意来呢?

以我们所处的祁青管护站为例,山高路远,近乎与世隔绝;交通不便、全站只有一辆皮卡车和几辆摩托车,早上出门巡护,晚上才能回来,夏天常在野外过夜;天寒地冻,冬天最低温达零下30度,一年暖和的日子只有两个多月;吃不上新鲜蔬菜;找对象难、离婚率高……

除开生活艰苦,偶尔还会遭遇危险。

2017年,阿诚与马堆芳一起,在名为小柳沟的地方做野外调查时,遭遇9只豺。他们迅速退守车上,紧闭车门,被豺群包围起来。

“我们把车窗开了道缝,往远处扔出半包香烟,转移了豺的注意力,才得以开车脱身”。

阿诚的同事,管护员赵尚宏和马雪刚的经历更为惊险。2018年7月,两人在野外巡护时,与11只豺组成的豺群狭路相逢。

在豺群的追逐中,两人骑摩托车逃命,“因为害怕,把摩托车骑翻了”,幸亏当地派出所的一辆皮卡路过,两人丢下摩托爬上车斗,“豺在后面又追了几里地”。

“有人考上了(管护员岗位),后来也放弃了”,马堆芳说。

消失的相机

马堆芳告诉我们,祁青管护站辖区共架设21台红外相机,只能保证几个样区的布设。在3年前,该数量为80台——即使这样,也远达不到每5平方公里一个点位的理想状态。

而只有通过大量的数据比对,才能做到雪豹的个体识别,计算出其种群数量。

点位逐年减少,“有的是自然损耗,比如恶劣天气和动物的破坏”,但主因还是人手和经费不足。祁青管护站共6位工作人员,管护区域达200万亩,“除开野生动物调查,他们还要负责森林巡护、防火、反偷猎、资源监管……”

此外,在雪豹调查、相机架设、拍摄技能等专业度上,绝大多数基层管护员也达不到阿诚那样的水平,这为雪豹基础数据的采集增加了不可控因素。

基层保护部门能力不足,制约了信息收集和保护行动的实施。马堆芳面对的难题,同样也困扰着他的伙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西部区域高级项目经理何欣。

全球现存多少雪豹?何欣给出了一个参考区间:3000多只至8000多只。

这是一个缺少基础数据支持的估算,原因是“中国雪豹调查覆盖面积,仅占其栖息地的1.7%(全球为2%)”。

何欣认为,正因如此,雪豹调查更加势在必行,“雪豹是唯一一种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大型猫科动物,处于食物链顶端。雪豹数量稳定,意味着食草动物种群稳定,这一生态的基础,是面积够大、草质良好的草场”。

雪豹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它的家园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的源头,雪豹的种群变化,意味着母亲河水源涵养健康度的变化。

以上,正是展开雪豹栖息地、种群密度调查的意义所在——但如果没有阿诚这样的基层巡护员,没有通过一部部红外相机采集、汇总而成的基础数据库,雪豹调查终将是空中楼阁。

“云”中觅豹

此次考察结束后,世界自然基金会、腾讯公益、腾讯技术团队组成的联合调查团队,根据调查的结果,尝试破解雪豹调查面临的困局。

作为保护区管理方代表,马堆芳希望腾讯的介入,初期能解决两个切实的问题,一是减轻基层管护员数据采集的工作量,把一线调查者从繁琐的记录、标注、识别工作中解放出来。

他提出设想,“比如通过软件,实现基础数据自动上传到保护站、自动统计、自动生成记录”,减少管护员的负担,提高数据采集效率。

二是当前数据管理系统操作复杂、识别率低、故障率高,他期待腾讯技术团队能主导开发一套高效、准确的管理系统,对基础数据进行自动整理、精准分析。

针对马堆芳的需求,世界自然基金会、腾讯团队的技术人员多次讨论后,表示了支持,并将其列入开发计划,将数据传递至云端,进行省时、精确、有效的管理。

“我们相信,随着新系统的上线,将改变基础数据收集难的局面”,也将为下一步合作打下基础——基于庞大、准确的数据库支持,通过AI训练,实现雪豹的个体识别,计算其种群密度和数量。

祁连山,有着远离尘嚣的宁静和神秘,滋养了生活其间的无数生灵。随团的摄影师,记录下了此次雪豹调查之旅的全部过程,也记录下了其独一无二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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