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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访谈
家乡情怀与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
2021-10-12 05:39:25 来源:三峡文学·理论版 作者: 【 】 浏览:91次 评论:0

摘 要:洛桑·灵智多杰先生是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学者专门对他进行了访谈。洛桑先生讲述了自己致力于藏区生态环保研究的心路历程,介绍了他主持的《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和《青藏高原环境与山水文化》2个研究课题的成果与进展情况。洛桑先生认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藏族人民形成了一整套顺应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智慧,需要我们搜集整理并发掘其中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的现代意义。


李晨升(以下简称李):洛桑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见到您。作为长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及研究机构工作的藏族干部和学者,您为国家和藏区的发展、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您能抽出时间接受访谈,我们感觉非常荣幸。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自己成长的经历,是什么促使您关注青藏高原的环境生态保护的?
洛桑先生(以下简称洛桑):1948年我出生在一个藏族牧民家庭,我们藏族包括牧民、农民、城市居民和寺院僧侣。解放前马步芳统治青海的时候,把牧民当作野蛮人。研究藏学的人都知道,从清朝开始,的称谓才普及开来,之前称为吐蕃。西北的藏族曾经被叫做西番。历史上西北藏族群体分为3个部分。其中牧民逐水草而居,过着迁徙的生活,没有户籍,也不向政府纳税,被叫做野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定居生活、缴纳赋税,有户籍,被称为熟番,还有一种家西番,指青海湟中、湟源一带的藏族。他们离汉族地区比较近,彼此之间交流比较多,普遍也都会说汉话。当然这些都是旧社会搞民族歧视时候的说法,新中国党和国家实施新的民族平等政策后就不再用了。
我就是出生在牧民的家庭。旧社会藏区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只有在寺院里进行宗教文化教育,建国初期依然如此。1955-1957年我在寺庙学习藏文,后来国家在藏区建立了现代学校。1958年我就离开了帐篷,到学校读书。我有7个兄弟,除了我之外,其他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依然在牧区生活。因为我从小寄养在舅舅家,他又在县里工作,所以我就有机会上学。有人问我,你都做到省部级干部了,为什么不把父母家人搬到城里来?我也曾经跟家人谈过,但他们都不愿意。我舅舅退休后也不愿意待在城里,回到帐篷里照顾母亲。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不愿意改变环境,再说我也眷恋和热爱那片生我养我的地方。每当有人问:洛桑你家在北京吗?我总是回答:我在北京有住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不在这里,也不在兰州、恰卜恰和同德县城(我曾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家在青海海南州同德县唐谷镇,那里有我出生的黑帐篷。现在虽然很多帐篷没有了,但是我家的那顶黑帐篷还在,我弟弟守护着。当然他们现在也有房子住,但每到夏天还要搭起帐篷,晒晒太阳、淋淋雨、熊熊烟,防止它生虫腐烂。因为它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唯一财富和传家宝。我说那顶黑帐篷和搭帐篷的那块地方才是我的家
我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已经有40年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虽然国家也提出要保护环境,但是当时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地方的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将环境保护放到最优先的位置去考虑。我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家乡环境的巨大变化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家乡那个草原叫巴唐草原,非常美丽。过去夏天的时候,草原上到处都是湿地,小孩子进去玩容易发生危险,一不小心就陷进去。冬天住在冬窝子(牧民在冬季的居住点),草长得比人都高,大人不让孩子去,怕失踪找不到。可见当时草场多茂盛,当时从我家乡的牧场翻过一座山,就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狼也很多,我在果洛州读中学的时候,生活条件很艰苦,好多学生挤一个宿舍里,连门窗都没有,晚上天气冷,有时候草原上的野狼也进来与我们共睡。有一只狼经常躺在门口一个同学的旁边,我们要把狼赶走,他说不要赶,狼身上还挺暖和的。(笑)
1958年开始大规模开垦草原,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拖拉机耕地,感觉很新奇,老百姓叫它铁牛,都去看热闹。原始森林也被砍伐,特别是黄河流经地区,因为运输便利,附近的森林最后几乎被砍伐殆尽。1959年我去县城上学,1968年中专毕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安排回乡劳动。这时候家乡的环境完全变了,草原变成了农田,原始森林也没有了,河流也干涸了。不过我家门前的曲乃亥河还没有断流,还可以转水磨。看管磨坊的是一个姓刘的汉族老人,大家叫他阿布刘家。我和他一起待了2个多月,看那个水磨。3年后我被安排了工作,又一次离开家乡,这次走得就远了。等1978年我回到家乡,想再去看看那个水磨,家人告诉我曲乃亥河的水干了,磨坊已经废弃了。我回到原地去找了好久,那两块磨就孤零零地躺在草地上露出了半个面。这就是20年里我的家乡自然环境的变化。
后来我去了北京,因为工作的机缘跑遍了中国所有的地级区域,世界上也去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开阔了视野,对家乡这些年环境的变迁有了更深的认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1989年我到吉林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当时导师根据我的工作经历,建议我研究些具体的基层问题,所以我就把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确定为硕士论文题目,算是正式走上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研究的道路吧。
李:1993年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后,曾主持了课题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当时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全面进行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环境保护还没有被放到国家政策的优先地位,您为什么就注意到了藏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出要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提升为国家战略?
洛桑:确实,上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速度,这是国情所决定的。毕竟那时候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低,尽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求很迫切,当时不是提出好水快流吗?就是反应了那种时代特征。但是我长期在基层工作,对藏区比较了解,感觉青藏高原这些年的变化太快了,生态退化太严重了,不能再忽视了。我跑了很多部门,争取到了中国科学院专家的支持,组织了一个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的课题。这个课题后来列入了中国科学院的重点课题,组织各个学科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青藏高原,环境变迁、气候变化、生态保护、传统产业改革等等十几个题目,目的就是想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实现青藏高原的环境生态改善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通过这个课题,我自己的认识也提高了。原来就是在高原谈高原,一想到发展和保护就是条条框框,忽略了青藏高原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我提出了青藏高原是五源的观点。第一个是冷源,青藏高原是南极和北极之外的地球第三级,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低于00C的面积占青藏高原的一半以上。1月份大部分地方低于-100C,7月份最热季节,青藏高原南部和藏北地区平均气温仍只有50C左右。第二个是水源,青藏高原的水资源总量为5463.4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强。中国15条河流有8条从这里发源,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一半在青藏高原。这里蕴藏了4万亿立方米的冰川,有9万平方公里的湿地,是名副其实的水之源,青藏高原就是亚洲水塔。第三个是生态之源,青藏高原的隆起造就了中国内陆现在的气候与自然环境,对整个地球的环境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是世界气候调节器和中国生态安全屏障。青藏高原是生物物种宝库,世界自然基金会将其确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地区,也是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方。第四个是生命之源,青藏高原的气候、水和生物对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范围不仅仅限于黄河、长江流域,而且还影响到南亚和东南亚很多地方。最后一个是文明之源,文明是依托在自然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四大文明都跟水连在一起,如: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青藏高原不但养育了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还养育了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流域的东南亚各国文明,所以称为文明之源。我觉得这五源是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重要性的定位,无论我们怎么搞发展,都不能忽视对这片土地的保护。
李:1995年您重新回到政府领导工作岗位,在甘肃省任职。这段时期您做了什么工作促进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洛桑:在甘肃工作的时候,2001年兰州大学一些学者给国务院领导写信,建议在甘肃南部搞一个生态示范区,也得到了省里面的支持,要求作为省上的重点项目来抓。因为我一直关注青藏高原的环境生态,省里决定让我牵头来做。我很高兴啊,可以说是正中下怀。甘南的玛曲是黄河非常重要的水来源地,比较大的支流就有30多条,但是这么多年环境衰退很严重,湿地消失、草场退化、森林面积减少,很多河流都干涸了。我组织兰州大学的学者们加班加点,搞了一个《青藏高原甘南经济生态示范区研究》的成果,作为申请示范区的科学依据。我还去北京邀请政协委员、两院的院士们来考察,通过他们向中央反映。在大家的努力下,2007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经济示范区项目,包括甘南高原生态功能分区、特色林副产业、草地生态养殖、草产品加工和牧民定居机制与效应等14个子项目,中央给了45个亿的经费,当时是甘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建设项目。
当时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周强,因为工作关系,他知道我在90年代初在团中央时,给河南郑州黄河碑林写过保护母亲河的碑文,建议我为他们写点东西。那时候团中央组织了保护母亲河行动,我就写了一篇保护母亲河的文章,团中央把我的文章登在1999年保护母亲河行动第四期简报上。
祁连山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西部地区重要的水源地,黄河、青海湖的水源很大部分来自这里。祁连山阻挡西部沙漠的侵袭,是我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由于全球暖化和人为活动加剧,祁连山的生态恶化趋势让人担忧。在甘肃省担任副省长的时候,我在水利部的刊物上发表了《西部水生态建设》的文章,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推进对黄河、祁连山这些西部生态环境重点地域的环境保护工作。2011年第11届人大4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实施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工程,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议》,找了几十个代表联名提交人大。当时的温家宝总理因为是甘肃省代表,所以他也参加了甘肃团的讨论。温总理对我说洛桑你这个建议很好啊,我告诉总理祁连山在甘肃和青海交界,不光是甘肃省的事情,所以希望中央能够出面协调。温总理频频点头说是,后来祁连山也被纳入国家西部生态保护规划的大框架里。
李:2011年,您从甘肃省政府又回到研究机构,组织开展青藏高原环境与山水文化大型课题。作为前一研究项目的延续和发展,这个课题似乎更偏重藏族传统文化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与智慧,能否谈一谈这种变化背后的考虑是什么?
洛桑:2011年我再次来到藏学中心,向领导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让我全力以赴搞藏族山水文化研究。正如前面说的,我是牧民家的孩子,对家乡、对牧民生活和藏族文化的感情是很深的。现在我在各个大学讲课的内容一个是藏区山水文化,一个是游牧民族文化,一个是藏族传统文化,说的最多的就是山水文化和游牧文化。我认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研究与游牧文化密不可分。游牧文化就是一种生态文化。牧民一年四季在草原上迁徙,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在尽可能地保护草原、保护生态,这是因为多年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生态环境的变化最终会影响到人本身的生活。比如说,牧民住的帐篷就是顺应环境的一种形式。藏族的帐篷和蒙古族的毡房不一样,藏族的牛毛帐篷,是用牦牛的毛和绒捻成线编织出来的,蒙古族的毡房,是羊毛擀出来制成的毡房。帐篷的通透性好,透水、透风、透光,虽然不能完全遮挡风雨,但是不会破坏下面的草地。藏区的牧民住在原始森林边,也依旧住在帐篷里、烧牛粪,不砍伐树木建房、不烧木柴。
现代社会不是倡导简单、节约的生活方式吗?藏区牧民早就做到了这一点。牧民身上的皮袄,白天是衣服,晚上就是被褥。吃的东西也是,不产生垃圾,不用塑料袋。烧的是牛羊粪,不污染水源。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地广人稀,人均占有的水量是很高,但是他们知道珍惜水源,不随便污染浪费。
当然,牧民不会用现代环保理念来解释原因,而是通过宗教和文化上信仰和禁忌表达对环境的感激、敬畏和顺应,比如草地上不能挖水渠、不能砍伐林木、不能肆意狩猎杀生、忌讳动土开矿,认为这些行为会招致山水神灵的不满,引起山洪、大风等自然灾祸。这些禁忌都蕴含着朴实的环保意识。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正是我们需要挖掘、梳理、归纳和传承的。他们千百年形成的文化传统其实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验的结晶。所以我觉得游牧民族就是生态民族,他们的文化和智慧值得保留下来。
祖祖辈辈生活在被很多人认为是不适宜生存的禁区里的藏人,很早就意识到青藏高原的生态脆弱性,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整套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态文化。藏族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态文化,因为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关,把自然的山水神化,表示敬畏,求得保护,这实际上是古代藏人的生存策略。在数千年的文明活动中,藏人没有去征服自然,破坏环境,而是与之相生共存,这才留下了最后一方净土。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就要充分借鉴藏族传统的生态环境文化,这也是我致力于山水文化研究的出发点。所以在立项的时候,我就提出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山水文化的人文生态价值、多样性和兼容性以及历史变迁性和传承性上。
汉族的山水文化搞得早,像《山海经》、《水经注》这些。为了做这个课题我几次去了五岳之首山东泰山,看到关于泰山的志书有《泰山志》、《泰山大全》,都是上千万字的巨著,汉族的山水文化传统是很发达的。所以汉族把自己居住的地方也叫神州大地。藏族的山水文化资源也很丰富,可以发掘的空间很多。我给西藏的领导写信,建议做冈仁波齐、珠穆朗玛峰和其他藏地名山大川的志书。这要是做起来,可以写的内容太多了,将来慢慢来搞。比如藏区世界形成的九大神山、阿尼玛卿、卡瓦格博等等也都要写志。冈仁波齐是国内外许多宗教和民族的圣山,包括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他们的学者也有兴趣。俄罗斯、德国很多学者都有研究和著作。西方学者对藏族山水文化的研究也不少,最有名的就是那本《西藏的神灵与鬼怪》,作者很年轻就去世了,那么短的学术生命中读了这么多书,很了不起。藏地山水崇拜最早起源于本教,藏族接触佛教之后,特别是莲花生大师来藏地后,收服了这些神灵鬼怪,变成佛教的护法神,像珠穆朗玛长寿五姊妹、十二丹玛等等,现在需要的就是尽快发掘整理出来。
李:您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吗?
洛桑:2012青藏高原山水文化正式立项,藏学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丹增伦珠等同事协助我一起开始做。同时我还组织藏区和内地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另外还找了藏区各地关心这个问题的民间人士已经形成了300多人的团队。当时批了一些经费,但是不够,我就想办法去各个地方化缘。先是找到甘肃省的领导,我说甘肃也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现在要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甘肃的山水有什么文化内涵,又怎么能告诉别人呢?他们觉得有道理,就把项目《甘肃卷》的调研和撰写任务交给甘肃省藏学所,还配备了经费。青海是我的家乡,我跑遍了青海各个州,找州委书记、州长们。还有四川的阿坝州、甘孜州,当时阿坝州的刘作民书记亲自组织安排人员完成了《阿坝卷》。现在项目成果一共出了5本,包括《导论》、青海《海南卷》、《果洛卷》、《阿尼玛卿志》和《年波玉则志》,300多万字。其他各卷一部分已经完成,正在藏研中心出版社编辑准备出版,另外一些还在编辑过程中,比如《玉树卷》、《黄南卷》、《甘肃卷》、《天祝卷》、《拉萨卷》、《念青唐拉志》、《西宁卷》、《甘孜卷》、《阿里卷》、《山南卷》、《日喀则卷》,最后应该可以出到30多本。
这个项目引发了藏区各个地方对山水文化的研究热情,现在好多地方都在搞自己的地方山水文化志,我知道光是西藏那曲一地就搞了9本,青海玉树出了8本,都是当地自己组织研究、编写和出版。看到自己的一点工作激发了更多人的热情,我很高兴。说一个笑话,有一次,参加项目组的一位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告诉我,看到有人写文章引用我们的成果却没有标注,他准备去维权。我说你不要这样做,我们做研究不是为了出名、评职称、拿稿费,而是为了学术界和社会上理解并接受我们的观点。他用我们的东西,让更多人了解到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是好事。要是更多的学者、官员和人民群众都能有这个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李:这些年您从事青藏高原环境保护研究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阻力?
洛桑:这些年,特别是早期,我从事青藏高原环境生态的研究工作,向有关部门提供建议,也不是没有受到挫折。当时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都不太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为了筹集经费、组织人员,我求到各地政府部门,有积极支持的,也有冷淡不理的,还有冷嘲热讽的。有些人说,现在我们饭都还没有吃饱、吃好,搞什么环保?但是我不灰心,相信只要出发点是对的,坚持下去,肯定会有好的结果。这些年,随着国家对青藏高原环保越来越重视,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后来祁连山发生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事件,最终引起中央的注意,相关责任人也被处理。他们对我说,洛桑老师您真有先见之明,其实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学者和牧民家的孩子,尽自己的一点力量罢了。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藏高原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的定义:青藏高原是两屏四地,即生态安全屏障、国家安全屏障、特色农产品基地、特色文化保护地、战略储备基地、世界旅游目的地,对生态环境和文化保护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实现青藏高原战略定位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科研工作者做好研究和保护青藏高原的工作,要求我们保护青藏高原,建设美丽祖国,我们信心倍增。
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大部分国家和族群都主动或被动参加到国际分工、劳动力和商品流动体系中。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深度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面临严重的环境破坏和过度消耗资源等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因此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藏区也面临相似的挑战,在某些方面任务更加艰巨。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证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保护好藏区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洛桑: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我特别注意到中央对青藏高原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定位,专门编写了《青藏高原的环境与旅游》一书,提出旅游是无烟工业,比开发矿产、开垦草原和滥砍乱伐要好,是观念的进步。但是发展藏区的旅游业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在青藏高原的旅游必然是生态旅游。要保护冰川雪山草地,保护当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通过旅游开发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时尊重当地的生态文化传统,防止现代社会的过度消费文化破坏青藏高原的环境,禁止破坏性的开发利用,通过教育让人们建立起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生态安全屏障和最后一方净土的观念。
去年青海三江源发展基金会邀请我去澜沧江上游的杂多县考察,看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移民搬迁情况。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议不要将保护区里的牧民全部迁出去,这样效果不一定好。玉树州杂多县曾两次接待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华盛顿特区副理事史蒂夫·马丁。他对杂多县昂赛乡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和牧民生活赞不绝口。在交流过程中他说起美国黄石公园建设的教训,那里曾是印第安人居留地,初期印第安人全部被迁移出去,结果造成了很多环境问题,因为当时还认识不到人类活动也是生态环境系统的一部分。这让我想起了藏传佛教说的情器世界是有情众生,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体,就是自然环境本身。藏族人认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系统,人和自然环境相生互动,和谐共处,融为一体。黄石公园的教训就是忽视了这个系统的整体性,把人搬出去了。青藏高原的居民,特别是牧民的生产生活早已与当地的自然生态循环融合在一起,是整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人的活动消失了,打破整个系统的平衡,会产生新的意想不到的问题。另一方面,牧民长期积累的生态环保传统知识,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一旦生活环境变化了,知识的传承就断裂了,消失了就无法再生。
青藏高原成为世界最后一方净土,有多种原因。比如:自然生态脆弱,气候条件恶劣,人迹罕至,交通闭塞等条件所限和相对较少人为的全面开发和破坏。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生命禁区的生命赤面蕃巴以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藏民族虔诚的信仰,山水崇拜,敬畏、爱护自然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境界和高原之舟牦牛宝贝在这块雪域高原相依为命,以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坚守和保护这块高原。我们响应中央的号召,弘扬和保护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守护好一方净土。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美丽祖国。
李:今天我们了解了您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的理念和学术成果,更是对您多年来为青藏高原环保事业不遗余力的鼓而呼深深感动,受益匪浅,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接受我们的访问。
洛桑:不客气,也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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