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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社会嬗变中的三江源(下)
2017-02-23 10:31:59 来源:PlateauWild 作者:张颖溢 【 】 浏览:378次 评论:0

传统知识逐渐消失,而现代科学远不能满足管理和决策需要。牧民接触和理解不了现代知识,其传统经验和知识又不被尊重,难以参与到区域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牧民被社会经济的巨变抛在后面,传统传承都出现了问题。传统畜牧业已成过去,未来将在何方?

 

 

内容承接本次推送的第一篇文章:自然和社会嬗变中的三江源(上)

 

 

草场退化

 

西部草场退化问题似乎已路人皆知,报章媒体上比比皆是。虽然引用的数据千差万别,但显现出的严重程度触目惊心。

 

环保部《200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中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场已不同程度的退化。然而,这些报告通常只有数值,并无研究方法和评估指标的详细说明,也就无法判断方法是否科学,结果是否可信,更无法做比较。真遇上刨根问底的家伙,草场退化的标准是什么、程度如何判定、国家现有的评定方法和标准是否科学,细究起来就真让人为难了。

 

因为,草原生态系统是个复杂的具有多个稳定态的非平衡系统。也就是说,生态系统并不存在一个顶级植被状态,植被并不一定随人类和自然的干扰加大而线性退变。植被反而可能存在多个稳定状态,且对干扰存在延迟反应。也就是说,今日草场的沙化不见得是昨天过牧造成的,而有可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人为和自然干扰的后果;而今天采取的保护措施,其效果也不见得立竿见影。

 

草场本身也千差万别,极为多样。干旱区与半干旱区、高原与低地、荒漠与沼泽的草原植被类型都迥然不同,能供养的家畜种类和组成也因此差异明显。青藏高原典型的高寒草甸适合放牧牦牛,而内蒙的干旱草原或荒漠草原则以五畜见常。不同类型的草原生态系统,草的种类、组成和群落结构却可以千差万别。即使是高原上的同一片区域,地势高低、山坡阴阳、水分多寡等也会形成不同的优势植被群落,其为牲畜利用的方式、自然和人类干扰与草场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机理也不尽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以演替模型线性退化为理论基础,以同一套指标体系去评估各类草场的退化程度,制定同样的分级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此外,评估所使用到的各类定量或定性的指标(如生产力的下降、不可食杂草和毒草的增长、家畜产量、植被盖度、群落组成、关键种组成、生物多样性、土壤侵蚀程度、土壤有机质含量等相互之间的定量关系和主次关系),由于缺乏基础研究的,往往没有都无可靠和扎实的科学依据。

 

况且,“退化”本身也是渐变式的含糊概念,其分级最终取决于草场管理的目标。因此,对于青藏高原上的高寒草甸、草场和荒漠,如何评估退化程度、确定分级标准,甚至采取何种生态理论作为基础,生态学家和管理者们仍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整似乎更像是试错。

 

因此,普通人要想凭肉眼辨别出某片草场退化与否、程度如何、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将是何等困难。我们一路从阿坝到果洛、从果洛再到玉树和甘孜,一些区域无需详调查,就可以初步判断草场已在退化。

 

最明显特征是:一些山坡的草皮层开始断裂、剥落、移位、干枯和死亡,草皮剥落处已露出底层的黑色土壤,有些甚至开始沙化,残剩的草皮犹如得了皮肤病后还未脱落的毛发。或者是冬季牧场上遭过度啃食和践踏的草皮被鼠兔翻拱开一个个洞,原先平坦的草场变得凹凸不平,黑色的土被翻到表面,严重的区域植被已完全消失,裸露出的黑色的土壤正在沙化。还有一些山坡被家畜反复踩踏出纵横交错的小道,完全没有任何植被覆盖。

 

 

2. 从果洛大武镇前往玉树结古镇,沿途有许多退化严重的草场(FFI/张颖溢)

 

 

3. 由于草场退化后鼠兔大量繁殖,鼠兔往往被认为是草场退化的罪魁祸首。然而大量生态学研究发现,鼠兔是草地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许多物种以鼠兔为食,其洞穴也为许多鸟类和其他动物提供了栖息场所。如今,许多地区每年依然在开展大规模灭鼠活动。(FFI/张颖溢)

 

那么,青藏高原草场退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各类研究众说纷纭,但基本归结为气候变化、过度放牧和管理政策这三方面。在过去50年中,青藏高原的年平均气温升高、冰川退缩、冬季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是否因此出现干旱从而造成草场退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相反,一些数据表明年降水量在递增。

 

政府管理者和决策者通常认为过度放牧是退化的主因。频繁引用的例子是黄河源头的玛多县。这里原来是无人区,解放后始有牧民迁入;上世纪80年代初牛羊过百万,成为全国首富县;80年代中历经大雪灾、干旱后湿地萎缩、金矿开采、草场沙化和鼠害等打击,如今已沦为国家级贫困县,牛羊数量大幅减少。类似的案例还有玉树曲麻莱县的措池村、勒池村等地。

 

不过,研究草原的生态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倾向于认为:牧民定居、放弃传统游牧、大建围栏、禁牧退牧、工程建设,才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草场退化的真正根源。定居、围栏等项目的本意是明晰产权、加强牧民环境责任感,但忽略了农业和畜牧业的本质差异。

 

几千年发展出来的集体游牧方式能很好地应对环境和自然的不确定性,具有很强弹性和可持续性。集体畜牧业瓦解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牧经济,传统草场治理模式崩溃,而能与脆弱的生态系统相互适应的新管理模式却尚未形成。如此一来,环境就进一步恶化了。许多牧民不再四季游牧或轮牧,而将牲畜常年放牧在定居点的周围,使得冬季牧场沙化、黑土滩现象非常严重。

 

此外,围栏还阻碍了野生动物的迁徙,造成一些动物如藏原羚、藏羚羊被围栏勾挂而死,而且改变了草场上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之间的关系。

 

图4围栏旁的藏原羚。由于围栏的阻隔,它们只能走更远的路绕过去(FFI/张颖溢)

 

不同的原因分析导致不同的管理目标和措施。如果认定过牧是草场退化的主因,那么应对措施就是减畜甚至禁牧,让草场凭自然力恢复。如果认为家畜与草原长期协同进化,那么管理措施就不是禁牧,而是调整放牧的方式和强度。

 

第二种观点认为家畜是该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定程度的牲畜啃食和践踏可以加速物质的循环、促进草的代偿性生长,粪便和尿液能为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必不可少的养分。那么,长期禁牧可能反而不利于草场恢复,导致植被类型和构成朝不利于食草动物利用的方向变化,如植物多样性的减少、牛羊喜食草类和质量的减少。

 

然而,世代生活在草场上的牧民也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但往往被决策部门和外界忽视。牧民大多没上过什么学,没有所谓的学历,不能参与精英的讨论和决策。而且,传统游牧已被定义为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牧民被认为是需要接受先进科技知识教育的人群。比如,我们造访的甘孜麻呷乡藏文文盲率83%,汉文文盲率97%以上。

 

 

图5在玉树哈秀乡甘宁村,我们巧遇了村里组织的藏文扫盲班。屋子里挤满了人,多数是青壮年,连边上的走廊都站满了人。几个孩子和妇女带着口罩蒙着大半个脸,坐在教室后面。(FFI/张颖溢)

 

 

没有学历不等于没有知识

 

虽然文盲率很高,但牧民对周围环境中的一草一木、每一种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家畜和草场了如指掌,俨然是天生的博物学家。

 

他们掌握的许多知识生动丰富,在课堂和书本中无法找到。对于草场的状况,牧民有自己的一系列评估方法:草的种类、高矮、质量和返青的时间,花的多少、土壤的肥力、野生动物的数量、牦牛的体型大小、奶的质量、空胎率、春季的死亡率、疾病等等,都是评估指标。

 

然日村普贤牧人协会的扎西认为,草场正在变得更好。因为今年春季村里一头牦牛都没死,每家储存的干草还剩下许多,说明牦牛在外面已经吃饱了。而往年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总有羸弱的牦牛会倒下,干草通常所剩无几。过去几年里,然日村为了恢复草场,恢复了轮牧制度,重新规划草场利用,并采取了畜种改良、生态治理鼠害、补植牧草等一系列措施。

 

同样乐观的还有毛庄乡的云恰。他也觉得村里的草场正在变好,因为马麝变多了。云恰说不出为什么野生动物变多就一定和草场变好直接有关。“这是老人们传下来的说法。”

 

有些牧民认为,草场质量变差与家畜组成的变化有关系,因为不同的家畜吃的牧草不同。过去,除了牦牛,多数牧民还养马和羊。可是现在摩托车和汽车取代了过去作为代步工具的马。小孩子们都去上学了,羊没有人看管,容易被狼、熊和雪豹吃掉,所以羊也不养了。

 

多秀村委会的根秋多丁告诉我们:多秀村有3个队380户,大约有1万头牦牛、1.2万只羊,但羊在不断减少。过去一般每户养300-400头牛、1000只羊,现在家畜少了很多。从今年起,政府鼓励牧民把牛羊马都养齐全,哪户人家养的数量超过100只,就给予300元补助。草场承包到户和孩子上学后,家里的劳动力不够,今年村里就组建合作社,推动联合放牧,让几家把牛羊集中到一起恢复轮牧。这样剩余的人力可以去做其他生计,也能让老人去看病、孩子去上学。

 

对于草场质量与牛羊数量的关系,根秋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过去牛羊多的时候,草好得很;现在牛羊减少了,反而不好了。以前大家都游牧,牛羊的粪便到处都是,肥沃了草场。可现在除了牛羊多的人家还在轮牧、草场也比较好外,其他牧户一年四季都在定居点周围放牧,草场自然变得非常不好。比如多秀村三队的牛羊最多,但那里的草最好的,野生动物也最多。

 

生态移民政策在外界争议颇多。根秋说,多秀村不靠政府补偿自己移到城里的就有40多户,靠政策补偿移出去的有60多户。村里有些牧户羡慕移民,认为他们的孩子有学上,能得到的各种公共服务也多。移民与草场好坏似乎没有直接关系,基本上都是牧民自愿的。他们有些做生意去了,有些则是为了给年迈的父母看病,让孩子上学,有些则本来就向往城镇生活。不过,养牛羊的大户一般都不会离开。

 

穿过多秀村时,我们看到草场基本都用围栏围起来了。不过,根秋说,围栏理应把差的草场围起来,但实际上大家都围好的,于是差的草场就变得更差了。同事也告诉我,许多牧民还是比较喜欢围栏的,尤其是冬天。只要围栏里有水喝,两个礼拜都不用去管,能节省许多劳力。

 

根秋疑惑的是:按道理,有牧户搬迁出去,牛羊变少,草场应该变得更好,可五年下来了仍没见草场好转。我们遇到的另一位牧民,在自己的牧场上做实验,看禁牧能否让草场变好。他把自家草场分成两块,一块禁牧,另一块仍旧放牧。结果禁牧的草场草长得特别高,看似效果不错,但牧草多样性大幅减少,春天也看不到什么花;而保持放牧的区域,植被虽然矮小,但密度很好,花草的种类更多。

 

我们访谈的许多牧民认为,野生动物多的地方,草场也会更好,牛羊也会更健康。在他们的眼中,野生动物不是与牛羊争抢草场的对手,而是草原生态系统或生命系统的一部分。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和白唇鹿等吃不同的牧草。狼、藏狐、秃鹫、雪豹也是系统中的一部分,就如同人和家畜一样。

 

曲麻莱县措池村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专门成立了野牦牛守望者协会,长期监测野生动物。会长尕玛告诉我们,为了保护野牦牛,他们在外来项目的鼓励下,让出了12户牧户的草场给野牦牛;可有趣的是,牧户一走,野牦牛也离开了。

 

牧民并不把自身独立在自然生命系统之外,而只把草场作为从中获益的一个外部世界。即使野生食肉动物吃掉一些牛羊,他们也觉得很自然,可以接受。他们更愿意用鹰架而不是毒药来治理鼠兔,因为鹰架似乎只是让鼠兔们害怕而逃走了。

 

 

图6然日村的一位牧民正在用石头和土块固定原来有些倾斜的鹰架。这些鹰架是牧民们自己做的::十字型的是栖架,给鹰一定的高度以俯冲捕食;另一种则吸引鹰前来筑巢。这样的鹰架易于移动,鼠兔少了可以挪到其他鼠害严重的草地去。(FFI/张颖溢)

 

 

7. 措池村的野牦牛守护者协会开展了多年的野生动物巡护和监测,对于野生动物的分布非常熟悉。会长家里就挂着一张野生动物的分布图,各类主要物种的分布一目了然。但会长对过去这些年开展的工作却流露出一丝疲倦和对协会未来发展的困惑。他说有些成员开始觉得监测是在干扰野生动物,不应再这样做了。(FFI/张颖溢)

 

 

不确定的未来

 

如今青藏高原上出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似乎更像是内在社会和经济问题在自然生态领域的外在表现。

 

过去,牧民们对于放牧及草场管理有着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传承。然而,这些传统的经验和知识,在现代社会里却因缺乏实证,而被视为糟粕。三江源地区教育落后,生态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相对匮乏,尚缺乏扎实、严谨和充足的科学数据来解释一系列生态和环境问题,并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之间出现深深的鸿沟。一方面,传统知识在逐渐消失,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却还远不能满足管理和决策的需要。牧民既接触和理解不了现代的知识,其本身的放牧传统、经验和知识又不被尊重、理解及接受,最终难以参与到任何区域性的计划、规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去。反而,他们在社会经济的巨变及转型中被远远抛在了后面,其传统知识和游牧文化的传承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传统畜牧业的特征早已被改变。传统畜牧业有高度的移动性,复杂的共管产权制度,高度依赖社会资本,使用本地畜种,以应对自然灾害、规避风险,并维持人--草系统的弹性和可持续性。

 

解放前,青藏高原的牧区是部落共有制。各部落之间的草场相对固定,但并无明确的边界划分,使用权灵活且可以协商。部落之间也仍有一些公共的草场以应对灾害。如果雪灾造成大量家畜死亡,一般会通过部落内部的传统习惯来重新调配家畜。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移动性逐步减少,牧民一步步从游牧走向定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立人民公社后,草地资源和牲畜公有、共同放牧,围垦牧场;七十年代牲畜集体所有和部分个人私有;八十年代初建立乡镇体制、家畜分包到户;九十年代草场分包到户,开始围栏建设明确边界;本世纪开始生态移民、定居点建设。产权明晰到家庭,社区内部的互助和自治关系越来越弱,直至解构成一盘散沙。外部市场和城市消费理念侵入原先封闭的牧区和传统文化。

 

虽然从人均收入、寿命、住房、医疗和教育条件来看,牧民生活的确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各类生产生活用品的价格也在攀升,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等资源更多集中在城镇,真正的牧区很难获得这些资源。

 

伴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传统放牧畜牧业和文明的嬗变,似乎与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无法适应、水土不服。传统畜牧业已成过去,而未来却还不知道在何方。什么才是牧民认同的幸福生活?如何设定他们的发展目标?如何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背景下,兼顾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重建草场综合管理系统,以应对高原上脆弱多变的草原生态系统?

 

民间和政府都在不断探索和调整,而答案可能并不遥远: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尊重和传承牧民的传统放牧知识和传统文化,搭建传统与现代知识之间有效的沟通桥梁,重构牧民在草场管理中的自我组织和管理,让牧民真正参与到发展和环境政策的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

 

 

参考文献:

理查德 B. 哈里斯著,张颖溢编译,2009。《消失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达林太,于洪霞,2012。《环境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放牧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刘书润,2012。《这里的草原静悄悄》,知识产权出版社。

George B. Schaller , 2012. Tibet Wild: A Naturalists Journey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Island Press.

 

撰稿:

张颖溢,动物学博士,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中国项目主任

 

期待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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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牧民 游牧文化 玉树 责任编辑:可可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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